客家山歌在体裁上与民歌、诗歌有共同之处，可分为抒情、叙事、讽喻、调笑、杂歌四种。这些山歌大多是散体，一般四句一首。如：

　　叙事的一般也为一首四句，也有一篇多首的，一首讲一个故事为主。讽喻、调笑的山歌如：

　　杂歌包含有猜调、虚玄歌、拉翻歌等等。

　　上杭客家山歌也非常讲究平仄关系，与诗歌中的七言绝句非常相似，但是客家山歌中一般在一、二、四句末压韵，并且极少压在仄声韵上，如上两首。然而客家山歌中各句中又不太注重严格的平仄关系，这一点是与诗歌不同的。

山歌变体中还有出现增字的情况如：

　　这些增字的歌词，显出民间文学的生动、灵巧，同时在平仄的搭配上、以及因增字而产生的节奏的韵律格调非常有趣，是上杭客家山歌中的珍宝。

　　上杭客家山歌还讲究各种修辞手法。如“兴”、“叠句”等等。“兴”就是“起兴”，“起兴”就象是一部戏的开场，“起兴”运用的好，可以起到先声夺人的作用，引起对方或听众的注意。因此，“起兴”不但要成歌，还得与下面的主题有密切相关。如：

　　首句用“茶树打籽叮当叮”起兴，很快连到男女之情，这是极为平常的事情。上杭客家地区盛产油茶树，秋高气爽之际，男女青年在茶树下谈情说爱，正是天时地利人和。

　　叠句就是在歌词结构布局上使用“重章叠句”。叠句具有强调内容、感情和加强音乐节奏的作用，如：

　　还有一种叠字山歌，如：

　　这些叠字、接拢的山歌，再一次显示除了民间文学的生动与聪慧，与民间乐曲中的鱼咬尾的格式非常相似。

　　上杭客家山歌中除了讲究这些形式美外，同样讲究内容、意境美。例如《陂头荷树开荷花》：

　　此首山歌并不直接的抒发内心对心上人的爱慕之情，而借用相互敬茶不懂如何接、不敢接这件事来表达内心的犹豫不决、害怕拒绝的复杂心情。末尾两句又借用“三餐食饭单只筷，猪肉配饭食唔下。”来抒发对心上人的热切盼望，茶不思，饭无味。又如《郎是山中千年树》：

　　客家妹子认准了心上人，就全副身心地投入到爱情中，爱得缠绵、执着、死去活来。这首歌可说是一首经典的山歌，歌曲热烈、朴实，甚至带点野性，表达了对生死不渝爱情的信守和追求。

　　上杭客家山歌的内容，除了歌颂河山、反映劳动生活外，重要的是表达忠贞爱情和歌颂党和革命，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在客家人的迁徙中，他们从中原和江淮来到了山峦迭起的偏僻闽西，迁徙到这以后并没有摆脱当时儒家思想的束缚。相反，在这种山区，环境闭塞，长期实行单一的农耕经济，是最适宜儒家思想生长发展的土壤。

        到了宋朝，福建兴起了朱熹的理学思想，朱熹的祖籍就在与闽西相邻的闽北一带。一大批的重要学者都出自闽西北，使闽西成为理学重镇。理学把封建的三纲五常理论推向了极端，在压抑人性、压抑妇女地位和权益方面达到了极致。这两种思想的压迫、束缚和摧残下，再加上在封建时代，贫穷落后，甜蜜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对于客家男女常常只是一种奢望。

        客家地区流行着多种落后、畸形、野蛮的婚姻形式，如“童养媳”、“等郎妹”、“隔山娶”、“二婚亲”、“冲洗亲”等等。如此种种的原因，使得客家男女们只能通过不首礼教、宗法约束，或者说约束较少的山歌来抒发自己内心的痛楚，来表达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和追求。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朱毛红军在上杭地区领导客家人民保家救国。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亲自倡导：搜集民歌作为红军教材，激发起军队和人民积极投身参加革命的热忱。后来具有“九军十八师”之称的才溪乡在扩大红军运动中，用山歌鼓励亲人当红军、鼓励后方之前搞生产，涌现出许许多多革命山歌。

         革命山歌大多是采用原本流行在民众中的山歌旋律改变而成，或者规整一下旋律、节奏，或者直接填上唱词。这是利用了山歌多义性的特点，把人们喜爱的山歌旋律应用到革命中，通过心灵、思想上的感染来调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因此，在这种社会变动的作用下，上杭客家山歌中留下了许多优秀的革命山歌，如《坚持游击唔怕饥》、《山歌唱来闹连连》、《才溪乡调查闪金光》、《工农红军到古田》等等。

　　在民歌的原生态的存在的情况下，当然有非常优秀的珍品，也有并不那么优秀，甚至有一些糟粕存在。因此，才须要进行整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