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水车窑揭示了客家族群早在唐代就已大规模定居粤东地区的事实。梅州需要充分挖掘以水车窑为代表的陶瓷文化，将水车窑遗址进行开发性保护，并利用现代制陶技术再现其辉煌的历史。在发展陶瓷文化创意产业时，政府可以引入民间资金，从品牌、景观、产品等多种途径，拉动旅游市场及配套体系的完善，并依托民间收藏建立陶瓷博物馆，提高水车窑的文化品牌效应。

关键词：水车窑；文化创意；陶瓷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是21 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之一。[1](P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能充分利用创新性思维，挖掘文化产业资源，可以大幅提升文化的经济效益。[2](P19-21)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指出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当前，作为世界客都的梅州，正在大力打造“旅游文化特色区”。笔者认为，如果趁此机会适时地引入民间资金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使文化市场与旅游市场相衔接，借助旅游业带动新兴创意产业的发展，就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那么，当前最值得挖掘的文化资源是什么呢？综观国内外其他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和发展过程，笔者认为水车窑文化具备了这个资格，最值得进行文化创意产业开发。本文从考古学结论出发，通过对民间收藏家的实地调查和文献检索，分析水车窑具备文化产业创意开发的几个条件，进而探讨可行的方案，最后提出依靠文化创意产业建立文物展示示范基地，以提升水车窑的市场价值。

一、梅县水车窑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

梅县水车窑是唐代烧造青瓷的古窑。据现有考古资料记载，其窑址约有七处，主要分布在今梅县水车镇的瓦坑口、罗屋坑以及南口镇崇芳山等地，中心窑场在瓦坑口一带。水车窑于南北朝后期至唐代初期创烧，盛于中晚唐，宋代已少有生产。水车窑产品不仅满足当地市场所需，还远销海外。据现有考古资料记载及民间收藏人士收集的实物来看，水车窑烧制的产品有碗、碟、杯（盏）壶、鼎、盂、军持、罐、炉、瓶、灯、灶、砚等。从陶瓷的功用来考察，这些种类可分为祭器、明器、实用器三大类；基本能满足唐代梅州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祭礼、葬礼等所需。梅县窑在已发现的广东地区唐代瓷窑中以质量精、造型丰富而名列首位。唐代曾远销海外，泰国南部出土有唐代青瓷碎片，除越窑、长沙窑外，还有广东梅县窑和高明窑碗片，这是目前所知广东最早销往海外贸易瓷的实物例证。[3](P3-16)

古陶瓷是凝固的历史，既是凝聚人类文化的记忆符号，也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考古学中的文化概念大都以陶瓷的遗存而命名，如著名的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以陶瓷见史、以陶瓷论史。水车窑见证了客家先民深厚的文化积淀。水车窑是唐代古梅州的文明坐标，体现了客家先贤在手工业史上和外销贸易史上曾经达到过的高度。[4](P9-10)水车窑仅

次于被称为唐代“官窑”、“瓷器贵族”的越窑青瓷，是中国古青瓷的佼佼者。越窑有“千峰翠色”之誉，水车窑青瓷则有美如翠玉之实。唐代我国陶瓷业非常兴盛，南青（瓷）北白（瓷）分庭抗礼，而梅县水车窑能算得上是唐代广东第一，这个第一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质量第一，二是率先远销海外。[5](P6)

水车窑制瓷匠人多为南迁的汉人，即现在所说的客家先民，他们从中原带来了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包括制瓷技艺[6](96-99)，这为水车窑生产外销瓷提供了最根本的智力因素和技术基础。梅县水车窑烧制的产品有不少碗、碟、壶、盆、罐等通体釉面光洁无瑕，色泽青中微泛黄色，晶莹夺目，达到了似玉的要求。[7](124-127)水车窑主要以釉质釉色取胜，其能傲居唐代广东各瓷窑之首，全凭青翠娇嫩的釉色和温润似玉的釉质。梅县水车窑完好器多见畲江镇的古墓出土，梅州市各县亦有少量出土的水车窑产品，平远县出土有双系罐，蕉岭县出土有箕形砚和四系罐等。梅县水车窑青瓷烧制时间跨度较大，分布在十几个窑口，不同时期不同窑口的品种均有差别。目前已经发现的水车窑青瓷标本刻铭包插器底刻有“张记”和“何和记”的两方瓷砚，以及刻有“M”字款的匣钵等。“张记”、“何和记”既是水车窑瓷业的商号，又反映了水车窑的生产关系。

在唐代，水车窑青瓷是梅州地区的日常生活用具，普及于寻常百姓之家，它以釉色美、片纹美、造型美、古拙美，独领广东青瓷风骚，一统当时广东瓷业天下，创造了广东地区制瓷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外销最繁荣的辉煌历史。与此同时，借唐代开放海外贸易之机，水车窑还远销东南亚各国。在泰国出土的文物中，就有梅县水车窑生产的青釉葵口碗。梅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从水车窑出土的青瓷八兽足雍砚，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梅县水车窑青瓷的造型基本上反映了大唐雍荣富态的风格，与各地的风格有些小的区别，甚至与近在咫尺的潮州窑都有不同之处，与浙江的越窑和江西的洪州窑比较接近，与越窑造型较接近但略显拙朴有余而秀巧不足，而且釉质不同，越窑多半透明釉，水车窑多透明的玻璃釉。水车窑青瓷工艺的主要特点是巨制，例如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八足砚，直径近达38厘米；大海碗，直径达34．5厘米；还有高达40厘米的四系大罐，这些巨制大器尽显大唐气象。

水车窑青瓷有四大系列：即日常生活用器、明器、祭器、文房用器，约20多个类别，40多个品种。以壶、罐、碗、盏居多。特殊造型有34.5厘米口径的大海碗、卧式玉璧底钵、三足炉、军持、瓜棱形执壶、双鱼形穿带壶、口径达38厘米的八蹄足砚、箕型砚、莲子罐、夹梁盖罐、耳杯、水盂(洗)、长把汤瓶等等。高身罐接近椭圆型，罐身由肩到脚上下变化落差不大，显

得稳重，轮廓线圆润流畅，苗条丰满，极富美感。越窑、潮州窑同类罐的肩部比较丰雄，上大下小变化幅度稍大。如矮身罐近乎圆斗，虽浑圆不足，对比河南唐三彩及越窑同类型罐的丰腴富态少了些许圆润，而多了几份健硕。又如箕型砚的线条圆滑，转弯拐角不见明显硬朗的折线，较之越窑器的棱角分明亦有微小差别。壶、罐、碗唐代采用平足、饼形足、饼形玉璧底的多，五代宋初采用假圈足、圈足的多。再如长把汤瓶的把柄为带弧度的扁长方型，前大后小，渐渐收尖，既美观又方便把握，好像是依人的手掌弧线来设计，很有“人性化”的设计理念。玉璧底葵口碗则是唐代至宋初全国各窑几乎都见的造型；杯、执壶、碗多仿同时代的金银器造型及受国外艺术风格影响。

水车窑唐初的产品一般较粗拙，多施釉不到底，即半截釉；中唐以后技术日趋成熟，多施满釉。晚唐之前的罐、壶多有4～5棱的造型，唐末至五代多有5～6棱的造型。中晚唐的碗多为四出线葵口，五代至宋初多为5～6出线葵口。晚唐之前罐、壶、瓶的造型多恢弘大度，晚唐后期至五代宋初开始变化为瘦小灵巧。唐中前期的大砚、大壶、大罐、大海碗此时已不复见。壶嘴亦从中唐之前的粗短多棱形演变为晚唐至宋初的修长圆嘴形。整体造型的风格从阳刚至阴柔。

水车窑釉质多为透明的玻璃釉和少量混浊的半透明釉，是由于配釉的化学成份不同所致。越窑、长沙窑均属半透明釉，很少有玻璃釉者。水车窑玻璃釉多有开片裂纹，在20倍放大镜下观察，釉面如一块块不规则的碎石块堆砌一般，周围自然散布着露珠般的气泡。水车窑上品者犹如玛瑙般透脱明亮，又如翡翠般珠光内蕴；半透明釉则像新疆和田青黄玉，温润可人。

水车窑虽为青瓷，但青绿不尽相同，色阶比较丰富。有湖水绿、豆瓣绿、艾色、翠绿、黄绿、青白等颜色。就釉色而言，一点也不逊于越窑秘色瓷。五代至宋初釉色则向青白色过渡，已初现北宋青白瓷的端倪。

五代之前水车窑青瓷的坯胎多粗拙随意，胎体厚重坚硬，胎坯颜色灰青，或如青砖色、青黑色，很像后世龙泉窑的黑胎青瓷。五代至宋初，胎体稍较唐代时轻巧，胎坯颜色亦从灰青色转变为灰白色，已显露胎体向白色瓷胎进化的迹象。尤其是宋初的青瓷卧足盘、粉盒等器皿，胎薄体轻、精致秀巧，其制坯成型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水车窑古陶瓷的胎骨非常干爽，老气，新仿的瓷胎外观上多显得湿润、稚嫩，水车窑坚硬的灰青色瓷胎目前尚难以模仿到位。

不同朝代、不同区域、不同的工匠群体无不打下各自的烙印，形成各自的风格。同是唐代、五代的青瓷，水车窑与越窑和潮州窑在制作工艺的某个环节会呈现出不同之处：器底刮削工艺。唐代水车窑罐、壶、瓶的器底多为无釉平底或饼足底，胎体外露，容易观察刮削工艺留下的痕迹，似采用竹片刮胎，且仅行一次工序，故器底多留下不整齐的帘格式刮线痕，越窑、潮州窑多无此痕迹。水车窑五代宋初瓷品的器底刮削工艺已有改进，此特征不复存在，并逐渐向浅圈足和施满釉的工

艺进化。大约从中唐至宋初，水车窑的盘、碗、碟、盏的制作工序均采用先施满釉，后在器底等边三角点位置擦去小块釉汁，再在擦去釉汁的部位垫以陶粒，匣钵装烧。成品器底的三个垫痕十分明显，这是水车窑区别于全国各地窑口产品最独特之处，但水车窑的罐、壶、瓶、炉等器底无垫烧痕。

二、陶瓷文化产业对地方社会发展的意义

水车窑青瓷兴盛于唐代中晚期，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是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以及人们的保护意识不强，当下千年水车窑青瓷已难觅身影。梅县水车镇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几处唐代古窑遗址，并出土大批古青瓷。但如今，出土的古青瓷流失严重，水车古窑遗址也遭到破坏或者消失。水车窑瓦坑口遗址位于水车大桥西端，早已建了私人房屋。其它地方的水车窑古遗址情况相似，有的正在变成基建工地，有的已经消失。目前梅县博物馆藏有30多件或完整或残缺的水车窑瓷器，都是20世纪发掘时所得，近年已很少发现有出土的水车窑瓷器。

水车窑青瓷是中原文化和客家梅州本土土著山民文化的结合，也是唐代外销量最大的瓷器之一，其通过韩江远销南洋各国，是当时广东外销瓷举足轻重的生产基地。水车窑器物外形色彩绚丽，器形大而内质比较古朴，多为生活必需用具。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出土的水车窑古青瓷主要有唐代的碗、碟、罐、砚等40多个品种，其中的精品有四系罐、八兽足砚、双鱼罐、把壶等。

水车窑是唐代古梅州文明的有力印证。客家先民从中原大迁徙到梅江流域，带来了先进文化与生产力，融合百越文化，从而创造出水车窑。梅县水车窑地处粤东北山区的梅江河畔，该地资源丰富，取材方便，以及得梅江水路的直达潮州港之利而产生和发展，所制陶瓷品物美价廉，倍受国外客户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客户的欢迎。致使中唐以后，梅县水车窑渐次发展成为广东外销瓷生产之重要基地。唐朝是我国海上“陶瓷之路”的形成时期，潮州港为我国陶瓷贸易的繁荣，以及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国的陶瓷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唐代梅州地区依托水路交通和邻近潮州港之利，梅县水车窑外销瓷业亦抓住机遇应时而生。

至迟从九世纪下半期开始，我国瓷器已输出国外。今朝鲜、日本、埃及、巴基斯坦、伊拉克、泰国等地，都出土唐代邢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广东梅县窑及唐三彩标本。[8](P165-168)梅县窑产品在墓葬中屡有发现梅县唐代属潮州管辖，潮州在当时是一个繁荣的对外港口，梅县水车窑的产品不仅内销，而且远销到泰国、日本等亚洲一些国家，上述国家均出土过梅县窑产品。[9](P268-273)广东唐代生产外销瓷的窑场，目前所知有潮洲北郊、新会官冲、梅县水车。梅县水车位于梅江边，与潮州水路交通便利，通过梅江可达潮州。梅县水车窑和潮州北郊，笔架山等窑的产品，应是从潮州港输出的。[10](P56-62)

唐代，梅县水车窑的品种大概有玉璧形足葵口碗、大海碗、执壶、军持、三

足罐、水注等。[11](P98-102)除葵口碗是地道的中国原创型制之外，余产品均带有“洋味”，是借鉴国外用器造型而创变产生。玉璧形足四出线葵口碗，口径约15厘米，高约4厘米。应为水车窑最大输出量的品种，可能是因唐代东南亚各国居民把此碗当作是吃饭、饮酒、喝茶的通用器，故需求量大。大海碗口径约34.5厘米，深腹，四出线葵口。将其列为外销瓷理由有二：一是因东南亚的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区的人民，有用手撮食之习惯，故多用大盘、大碗，此大海碗即是应以上地区之习性而制。本地使用的海碗，约为22-24厘米，比外销瓷碗小，水车窑所在地的唐墓出土陪葬物多为此种。二是大海碗曾在潮州古港捞沙时出水过，应是唐代输出过程中所遗落。

唐代水车窑外销瓷的生产，归纳大概有如下几个因素：一是唐代程乡县（梅县）隶辖潮州，因地方建制的关系，水车窑瓷业应是潮州窑业的分支。潮州当时是广东第二大城市，经济繁荣，商贸发达，在依仗港口之利和盛唐中国海外贸易发达之优势而发展外销瓷业时，一并带动了水车窑瓷业的发展。二是水车窑地处韩江上游的梅江河畔，得水路交通之利，又因身处粤东山区，瓷土、柴薪、水等资源非常丰富。且取材十分方便，劳动力工价又低，这些都为水车窑瓷器的生产和产品远销东南亚各国，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水车窑匠人又得潮州窑艺之启发，善于吸取借鉴海外制艺之经验以及金银等器之造型，渐次形成了自己的瓷艺风格，所产外销瓷大受海外市场欢迎和客户的高度评价。水车窑能发展成为广东外销瓷生产的重要基地，与这些因素是分不开的。

文物是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资料，远比文字记载来得真实。不平凡的青瓷，不会出自普通的窑匠之手。创造水车窑已是一个近乎神话的史实，而水车窑青瓷外销东南亚，参与唐帝国对外文化技术大交流之举更是一项伟业。唐代的水车窑青瓷渗透着中原文化的丰富元素，是客家文化遗产中的“稀有文物”。政府应该重视对水车窑采取保护、研究、开发三管齐下的措施，为水车窑树碑立传。

首先，当务之急是清理出有代表性的旧遗址及出土水车窑青瓷陪葬品的唐墓，围圈保护，竖立纪念碑。水车窑考证三十年过去了，连一座可供参观考察的遗址也未圈起来，这是对古文化、对我们祖先的冷落。其次，要组织专家撰写系列研究丛书；再次，制作电视专题片。

其次，建立水车窑专题展馆，展示客乡青瓷文化。水车窑既是很好的历史教材，也是可以向世人炫耀的财富。水车窑不仅仅是历史文物和文化经济资源，而且是很好的旅游资源。浙江唐代只有一个越窑，而现在浙江省的杭州市、温州市、宁波市、慈溪市却相继建起了越窑青瓷博物馆，并成为该市的金牌名片，就连唐代不产青瓷的深圳市也率先在20世纪90年代初建起了全国首座青瓷博物馆。

梅州市拥有世界上一流质量的瓷土资源，更有历朝历代积累的制瓷基础，复兴唐代瓷业、打造新的水车窑陶瓷城并非难事。湖

南省在研究开发唐代长沙窑方面有突破性进展，已经打造出一个新长沙窑，很有影响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护文化遗产，也是对保护文化遗产做出的新贡献。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是为了启发和教育后人，研究文化遗产的意义在于以史为鉴、指导现实、启迪未来；开发文化遗产的价值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和研究，是对文化遗产创造性的传承。在保护的基础上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开发、创新，把水车窑打造成世界客都——文化梅州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梅县水车窑地处粤东北山区的梅江河畔，该地资源丰富，取材方便，以及得水路直达潮州港之利而产生和发展。所制陶瓷产品物美价宜，倍受国外客户主要是东南亚各国客户的欢迎。致使中唐以后，梅县水车窑渐次发展成为广东外销瓷生产之重要基地。水车窑，是唐代烧造青瓷的古窑。据现有考古资料记载，其窑址约有七处，主要分布在今梅县水车镇的瓦坑口、罗屋坑以及南口镇崇芳山等地，中心窑场在瓦坑口一带。水车窑见证了客家先民深厚的文化积淀，揭示了客家先贤在手工业史上和外销贸易史上曾经达到过的高度。

唐代水车窑周边地区是百越畲瑶人聚居的中心，自魏晋起，就有中原汉人不断迁入。中原南迁汉人带来的不仅仅是人口和族群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带来了先进文化和农耕技术以及制瓷技艺。这使得唐代的梅县畲瑶地区很快地摆脱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并以制作精美的青瓷闻名广东及东南亚各国，没有中原南迁汉人带来的先进生产力的介入是绝不可能有此辉煌成就的。在一些窑址中挖掘或采集的标本中，有的器底或器肩刻有姓名或符号，它们有的可能代表合股烧瓷的股东，有的代表工匠。前者反映的是瓷器的生产方式是几家合股经营，后者反映的是工匠与窑主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出现极大程度上刺激了工匠的劳动兴趣，因而使广东陶瓷生产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对外贸易瓷的生产和销售，表明了水车窑商品陶瓷的生产技术先进，生产达到了规模化。

唐代的外销瓷大户浙江越窑以质量著称，长沙窑则以通俗的纹饰图画见长。广东水车窑占据中间的位置，虽然质量略逊越窑，但高于长沙窑；虽纹饰比不上长沙窑，但水车窑有自己的优势，一是质量精美，二是靠近潮州古港，有越海直达南海群岛的地缘之利，三是水车窑地处山区，取材方便，劳动力低廉，成本低。更重要的是中原南迁汉人带来的先进制瓷技艺，大大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降低了成本消耗。靖康以后，粤东的移民主要从闽赣流入，当中包括不少南下的工匠，他们把制瓷技术带到广东。从此广东制瓷业的发展就与海外贸易的兴起关系密切，不少在广东沿海崛起的窑场，它们的生存主要依赖于外销。[12](P125-172)

1980年勘探“广梅汕”铁路时，发现有两处唐代青瓷窑址，都是在水车圩附近的东北面1.5公里的瓦坑口和东南面1公里的罗层坑，两处窑址遗存的器物和釉水基本相同，都是碗、碟、盘、罐、壶等日常用瓷。其胎体厚重

，胎土经过提炼，呈灰青和灰白二种，釉面莹润明亮，开细小的冰裂纹片，很明显的带有浙江上虞、余姚、慈溪一带越窑的造形和技术风格，应该是在越窑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与潮州的北堤头、洪厝埠窑一脉相承。

三、陶瓷文化产业创意的可行模式

文化创意产业是以创意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文化创新，包括科学、技术、文化和艺术等要素，也是进入生产系统通过消费达到创造财富、增加就业的结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文化创意产业涉及印刷、出版与多媒体、视听、录音与录影制作、工艺与设计、建筑设计、视觉与表演艺术、音乐器材制作、广告和文化旅游等领域; 我国也将文艺演出、出版发行和版权贸易、影视节目制作、动漫和网络游戏研发制作、广告会展、古玩艺术品交易、设计创意、文化旅游等作为重点发展和扶持的文化创意产业。

2008年9月30日，由中共梅州市委、梅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梅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梅州市收藏家协会承办的中央电视台CCTV走进梅州民间“寻宝”大型活动中，评选出距今1300多年前的梅县唐代水车窑四耳系罐为梅州民间国宝，代表了梅州悠久的人文历史和璀璨的文化。

水车窑制造了梅县上古瓷艺的神话，是梅县手工业史的里程碑；同时也创写了梅县客家人出南洋和过番谋生的历史，梅县华侨史应是随水车窑外销瓷的诞生而开始的。客家人借经营外销瓷之机，出外谋求发展。古时出口海外之陶瓷商品，并非完全是在海港交易，卖给外国人集装外运。从潮州、澄海等古港出水的古代木船、缆绳、桅杆、瓷器、瓷片可以看出，唐代有大量的国内船舶运载陶瓷等商品出国倾销。当时的商品经济不那么发达，商品流通的渠道不如现在那么复杂，往往生产者同时就是经销者。因此，生产外销瓷的水车窑人出国经商是顺理成章的事；开始时以经营陶瓷商品为主，尔后渐次发展各业；这些出国经销陶瓷商品并在当地留驻下来的商人，无疑便是华侨的前身。我国唐代早已有华人竟向南洋移民，“考吾国大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又制度开明、国泰民安，竟向南洋移民者必是经商者和开发资源者，他们应是我国的第一代华侨，水车窑人亦不排除其外” 。[13](P96-103)由此可见，梅县华侨起源于唐代既非无稽之谈，亦非孤立之现象。

魏晋之前，梅县基本是百越、畲瑶人的天下，他们在南粤东北山区休养生息，劳作耕耘，是地地道道的土著居民；晋代以后，因战争和社会动乱的影响，尤其是五胡乱华之后，中原地区人民逐渐辗转南迁到梅县定居。唐朝早期（唐开元713~741年）梅县中原南迁的客户已达367户，占当时梅县总户数的四分之一多；至宋熙宁八年（1075年），客户已增至6548户，反超出了本地主户（5824户），比唐初增加了近20倍。[14](P69-88)此时，赣、闽、粤地区已成为客家人聚居的中心。

唐中期，南迁汉人即客家先民已稳居梅县山区，他们乘大唐繁荣昌盛之风

，与当地畲瑶土著居民共同奋斗、大力发展生产，壮大经济，过着丰足的生活，人口随之骤增。二是唐末五代，黄巢起义，藩镇割据，北方战火频仍，许多农民工匠，文人书生，甚至商贾、财主纷纷背井离乡，相继南逃，此间，梅县人口亦大量增加。梅县客家先民人口激增，为梅县水车窑的产生发展直至兴盛提供了主观前提。北方人民在南迁的同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其中也包括制瓷工艺。客家先民中间不乏有经验丰富的老农，有经营有方的商人，身怀绝技的工匠，满腹经文的书生，亦有腰缠万贯的富豪；他们甚至怀着书卷、携带谋生的工具，箭弩、渔网、镰刀、锄头而南迁；新型劳动者集体的到来和发展壮大，从本质上改变了粤东北山区的生产水平，促进了当地农业及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梅县水车窑烧制出领先于广东地区的青瓷并成为代表广东率先进入国际市场的陶瓷商品，客家先民群体的壮大是关键的因素。[15](P231-235)唐时梅县水车窑制瓷工艺技术与中原及江浙一带瓷业应是一脉相承的，由于注入了来自中原的客家先民的知识技术，使得水车窑的大部分工艺技术与全国各地著名窑场处于同一水平，有的甚至处于领先地位。

水车窑掌握和运用先进制瓷技术主要表现在制坯成型技术。中唐时期，梅县水车窑匠人已熟练掌握了制坯技术，其瓷品成型规范，器型规整，尤其是罐、水注、执壶、碗等精品，胎面光净、釉层均匀，构廓流畅，制作十分工整。梅县水车窑是客家先民的创造、水车窑青瓷是早期梅州客家文化的载体、水车窑外销瓷生产引发了梅县华侨史的产生。

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多元的意涵与类别架构，每一项文化创意产业类别皆具有不同的开发模式与发展价值，将文化融入创意设计后之产品，即改变了以往的产业结构，导入创新与设计研发，排除仅仅着重单一消费需求取向，而朝向个性化、特色化与意象化消费特征。[16](P26-31)

在文化创意产业的运作过程中，文化的概念被带入文化创意产业的资本范畴中，使得文化变成市场经济上非常重要的元素, 成为提升文化资本型态的重要核心要素。[17](P32-39)陶瓷文化要成为一个产业，必然要面向市场。这个市场能有多大、产业能走多远，又反过来需要依赖文化的挖掘。从根源上挖掘青瓷的源头及生命力所在，尤其是古陶瓷传承如何实现与现代创意的结合，以便在现有产业链的基础上，向文化产业的方向推进。

首先，需要成立青瓷文化研究机构，传承并宣扬青瓷文化，推动陶瓷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文化与科技含量，让世界各地领略青瓷文化的风采，领略客家文化的神韵。

其次，需要尽快定位，定期开展有关陶瓷产业的调研，在陶瓷产业的设计、开发与营销，品牌包装与设计师、工艺师的推广等方面着手进行研究，并在共建陶瓷研发机构基础上，联合创办经济实体，合作培养与培训陶瓷设计、营销人才，合作策划、组织陶瓷品牌的推广与促销活动，做好陶瓷企业营销、招商与推广计划的策略研究等，对陶瓷的设计、创新和推广等起

到积极的作用为德化陶瓷产业提供智力支持，促进陶瓷文化产业转型升级。

在客乡青瓷文化创意方面，广东华银集团设计的“水车窑”和“水车古窑”两个商标，可以说是梅州客家历史文化的具象化代表——水车窑青瓷，其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制造和销售的商标品牌，已归属广东华银集团。迄今为止，梅州地区还没有一个足以代表客家历史文化和艺术水准的旅游纪念品。“水车窑”旅游纪念品的系列开发，将会逐步填补这方面的市场空白。“水车古窑”的商标造型以水车窑出土陶壶的正顶面形状为基础。壶耳饰以抽象的凤头形状。创意理念是根据古窑的历史特色、水车窑的形成工艺（炉火、高温、釉质变化），冠以浴火重生的凤凰的形象比喻。凤凰是中国文化中吉祥的图腾，象征着幸福，代表着尊贵。梅县为南方，属离卦，五行属火。梅县水车窑是唐代青瓷名窑，代表唐代广东陶瓷业的最高水平。用烈火中涅磐重生的凤凰，比拟曾独领风骚、又经历失传，如今重见天日再创辉煌的水车窑，再合适不过。以水车窑作品为原形，凤凰为神韵。在圆形的基础上变异，用水墨的笔触表现。简洁大方，古朴灵动，使用单色。

水车窑出品陶瓶的抽象表现，以陶泥为背景，旨在突出出土文物水车窑的历史久远。色块上的叠印效果增加标志的层次感。简笔写意的造型浑然一体，特色鲜明，富有时尚的元素。水车窑系列旅游纪念品的逐步开发，将会再现这一客家文化瑰宝的艺术魅力，让广大游客一睹它的昔日风采。

因此，地方政府要积极建立产业政策的保障体系，如放宽和完善文化旅游企业的准入机制；支持创意研发，鼓励自主创新；保护知识产权，营造创意环境；加大资金支持，拓宽融资渠道；实施人才兴业，强化智力支撑；完善统筹机制，加强组织协调等，对陶瓷文化旅游创意产业进行激励。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在旅游中，更关注文化经历、文化体验、文化传播、文化欣赏。陶瓷文化产业创意需要在旅游项目、线路设计的时候，抓住旅游者心理诉求，突出本地特有的水车窑青瓷技术，结合自然景观、客家文化创意产业园、青瓷历史文化博览区等旅游点，让游客在旅游休闲中，深度感受文化、深度理解文化、深度体验文化、陶冶性情。[18](P14)文化积累、文化传承和再生产等智力实践[19](P41-46)，被还原为一种具有符号特征和自主逻辑的利益行为，和其它实践类型一样具有资本和权力积累的维度。[20](P15)因此，梅州需要挖掘古老的水车窑文化，建立以陶瓷、会展、旅游、设计四大创意产业品牌为核心的文物展览示范基地，构建研发、投资、孵化、制作、培训、交易等功能完整的文化旅游创意产业链，以及对应的流通和服务设施，将产业集群和规模效应充分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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